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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与信息犯罪研究中心成立暨网络犯罪理论前沿与网络传销犯罪对策”研讨会顺利进行

   由中山大学法学院和腾讯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网络与信息犯罪研究中心成立暨网络犯罪理论前沿与网络传销犯罪对策”研讨会于2016年10月23日在中山大学学人馆召开。参加此次会议的有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广州市公安局、深圳市公安局、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等实务部门的专家及腾讯公司多位法务专家,还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四川大学法学院、中山大学法学院、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暨南大学法学院、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河南大学法学院、深圳大学法学院等高校的学者,以及中山大学法学院刑法、诉讼法、知识产权法专业的研究生等共计60多人。与会人员齐聚一堂,共同祝贺中山大学法学院网络与信息研究中心的成立,并就网络犯罪理论前沿问题、网络犯罪立法与司法问题、网络传销犯罪对策等问题展开研讨与交流。现场讨论热烈,学术氛围浓厚。

    开幕式由中山大学网络与信息犯罪研究中心主任聂立泽教授主持。在仪式中,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黄瑶教授和腾讯公司安全管理部总经理、犯罪研究中心主任朱劲松代表双方,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为中山大学法学院网络与信息犯罪研究中心揭牌。最高检侦查监督厅副厅长张晓津在致辞中指出,网络犯罪包括网络传销犯罪是当前民事司法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也是刑事法律研究与实务人士乃至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打击涉及互联网的犯罪,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保护互联网创新,为经济建设提供有利的法律保障,中山大学法学院网络信息犯罪研究中心的成立,具有重要意义。腾讯公司安全管理部朱劲松总经理在致辞中指出,我国是互联网大国,腾讯从成立之初就注重网络犯罪的研究与防治,希望建立起一个法律与技术、理论与实践,学界、司法界和企业界平等对话和研讨的平台。腾讯研究院犯罪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学法学院共同成立网络与信息犯罪治理平台,进行思想的碰撞和扩大法学界和企业间的共识。他预祝本次的研讨会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黄瑶教授代表中山大学法学院对中心成立提出了热烈的祝贺,表示将以中心成立为契机,发展学科优势,聚集优秀人才,推进科研创新,更好地服务国家的网络空间法制,不断将涉网犯罪的研究推向深入。表示相信中心对腾讯公司企业制度的完善及中山大学法学院涉网犯罪研究的学术水平都将产生积极巨大的促进作用。对莅临本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和朋友,表示由衷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大会分三个单元进行,分别是“网络犯罪宏观问题研究”、“网络传销犯罪对策研究”、“网络犯罪实务问题研究”。

    第一单元:网络犯罪宏观问题研究       

    本单元由广东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天武主持。五位来自北京、广州、深圳的专家学者和实务机关代表轮番上场,就当前我国网络犯罪宏观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讨。

    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志祥指出,我国网络犯罪的立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网络作为犯罪对象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网络作为犯罪工具的阶段,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实际上是以网络作为犯罪空间的阶段。当前我国的网络立法体现在《刑法修正案(九)》中实际是一种犯罪化的扩张处罚趋势,国内很多学者以刑法谦抑性为理由反对这种立法模式和状态,但我国和外国所处的法治环境和阶段不同。为了有效预防犯罪和保护人民,网络犯罪中的法益保护前置化具有合理性。以网络恐怖主义犯罪为例,与传统恐怖主义犯罪相比,在互联网环境下孕育的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在组织形态和行为类型方面具有重大变化。在组织形态方面,恐怖组织的金字塔等级式结构向网络节点式结构转变,“独狼式”等个体型恐怖主义犯罪崛起;在行为类型方面,工具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和目标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是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两种主要类型。《刑法修正案(九)》为我国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提供了更为全面、坚实的法律保障,填补了以往对恐怖主义犯罪进行规制的诸多空白,但刑事立法对包括恐怖主义犯罪的网络犯罪防控上,仍大有可为。

    最高人民法院喻海松法官指出,刑法的谦抑性不等于刑法的惰性,对网络犯罪的防治,刑法需要坚持和贯彻打小打早的思路。不能说等某种犯罪发展成规模、气候才想到刑法。网络犯罪惩治的关键,在于斩断利益链条,网络活动中中立的帮助行为不是刑法的处罚对象。惩治网络犯罪的目的在于鼓励互联网的发展,因此,未来互联网规制的方向在于法律规则和技术规则的有效融合。同时,当前的网络犯罪相关研究和实务仍存在不少疑点,比如,何谓公民信息,互联网行业中进行信息交换,并以此谋利的话,是否可以认为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就大数据和云计算而言,对云端数据的侵害和刑法中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认定是怎样的关系?而如个人的行动轨迹信息、GPS信息被其他人未经本人同意放在网络上出卖的话,又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都值得刑法学界和实务界深思。

    广州海珠区法院刑庭周征远庭长指出,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广东省发生的网络犯罪案件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实务中网络犯罪惩治的难点在于:首先是网络行为定罪处罚争议大、定罪难。其次是传统刑法理论对网络犯罪的办理产生了束缚,这一点体现在共同犯罪上最为明显。再次是某种行为,比如所谓的P2P借贷,行为发生在线下构成犯罪,线上却不构成犯罪。最后,办案人员普遍思维固化,欠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大数据等意识。现代互联网技术发展太快,行政民事处罚失灵,刑事处罚难定罪,即使定罪后量刑也较轻,震慑力不足。这些问题都亟待刑法学界和实务机关共同解决。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三庭王路真法官认为,当前我国网络犯罪的情况是,纯正的计算机犯罪少,以某种情况或特定目的的犯罪属绝大多数;犯罪行为人已经形成黑客的产业链,往往采取集团化分工作案的方式,犯罪成本低。而对于司法机关来说,打击成本高,侦破率低。难点疑点主要在于网络犯罪中的虚拟财产评价、管辖以及电子数据的认定方面。现在国家立法出台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等,将以往的预备行为提前处罚;还有如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设立等,加强了网站管理者的责任,这些都是对我们司法工作的有益指导和对以往问题的及时回应。此外,鉴于网络无边界的特性,加强网络犯罪惩处和预防的国际协作,就显得更加重要。

    深圳大学的乔远助理教授指出,刑法中的网络犯罪和金融法的法律研究之间也具有紧密联系。市场经济和金融活动中有一些新出现的行为方式,有可能是新的行为、新的产品或新的服务等,刑法一旦出手管制或干预,金融领域,尤其如网络金融活动等可能就会受到很大限制。所以网络犯罪防控的本质还是在于犯罪化边境的界定,刑法对网络犯罪的范围要加强具体细致的解释。针对本单元中讨论的问题,腾讯研究院陈琴副秘书长指出,就网络平台责任而言,政府很难做到直接管网,因此企业就承担了更多的网络技术责任,而这种责任经过刑法规制,就有加重平台责任的趋势,但其界限在哪里,值得我们深思。同时,对拒绝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等,目前学界研究还不够精细,有进一步深化探讨的余地。深圳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局谢伟群大队长指出,从侦查层面看,现在的网络犯罪在线下和线上有融合的趋势。同时,由于科技发展,大数据时代的侦查工作也有了新的变化,由“敌动我知,敌不动我先知”到“敌未动我先动”,对此,有待学界提出更明确的解答。 

    第二单元:网络传销犯罪对策研究

    本单元由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扬教授主持。首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时延安教授发言,他指出,网络传销行为社会危害极大。当前网络传销和诈骗行为涉及到一个整体的治理问题,必须在各个环节上加以考虑。例如所谓的网络上的众筹诈骗行为,被骗对象是不特定的人,行为人编造家中有人生病的信息,通过网络平台欺骗公众捐款时,可能每一个被害人被骗的捐款数额很小,但整体的犯罪数额又很大。如果行为人最后没有拿到钱物,刑法处理就会有所争议,值得各界思考。

    随后,暨南大学法学院胡陆生教授指出,网络传销和网络诈骗的认定确实需要刑法理论和实务机关仔细分析注意。很多所谓的电子商务、免费旅游,以网络销售、网络加盟、网络平台、网络培训、产品服务等形式收取入门费,发展下线等,属于典型的传销;而成立某些所谓慈善助弱网站,以网络众筹等方式骗取投资款或捐助款的,可能就偏向诈骗。

    腾讯公司微信安全风险控制专家李海浩指出,从企业产品风险控制和管理的角度看,当前我国网络传销活动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和趋势:一是原有的网络传销组织将传播平台越来越多地移到微信平台;二是微商的多级代理销售模式,通过压货的方面层层发展下线,每一层收取不同的价格,最终这些货没有到真正的消费者手里,而且积压在多级的代理商里面。但这种行为究竟如何评价,法律上似尚无明确案件处理指示;三是犯罪行为人自己建立网上商城,借助于微信公众号,参与人通过商城网站链接分享到朋友圈和微信群,接受人点击了微信链接自动成为了分享链接微信人的下线,这种行为更具有隐秘性和技术性。就腾讯公司而言,也进行了很多网络传销防控行为,比如配合执法机关共同打击此类犯罪,寻求政府的指导和指令处理这些信息,尝试基于自有技术平台出台自己的规则处理这些信息。

    就网络传销犯罪活动的司法认定,来自广州市公安局法制处的付敏副队长和来自佛山市南海区的陈波法官展开了细致的论述。付敏指出,公安机关对新型网络传销活动的认定在当前确实存在一定疑问。比如行为人利用一些网络的促销平台,一方面通过吸引消费者注册会员,另外以一定的优惠吸引商家作为加盟商在他的平台上销售产品,号称可以100%消费返利。行为人推动的主要是会员和销售商之间有一些交易行为,由他们两方中的一方向平台交纳一定的费用。这样平台就向双方都做到保证,在一定的期限和一定的比例将这些销售金额全额返还给双方。对此种行为的定性,理论上似还缺乏足够探讨。陈波指出,对于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直销和传销的,就直销和传销如何区分界定,不仅是普通市民和百姓,即使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有时也不易确定。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当前的认定标准可能还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细致深化。

    最后,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徐松林教授指出,所谓的网络传销,万变不离其宗,还是一种传销犯罪。因此对此种行为和犯罪的认定,还要紧抓司法解释的规定和原则。比如拉人头、有层级、团队计酬这三个特点,如果没有这三个特点,行为人在网络上有真实的商品销售,不管它是销售返利或者是层级代理,司法机关或学理解释中把它认定为传销或者网络传销要谨慎,否则的话可能反而会阻碍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

    第三单元:网络犯罪实务问题研究

    本单元由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魏东主持。首先,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广东省检察院公诉一处的沈丙友处长指出,就广东省的刑事司法实践来看,网络犯罪的惩处存在三个方面的关键点,它们分别是网络犯罪的管辖权、犯罪数额、罪与非罪。对管辖权的问题,司法机关应当建立大数据背景下处理网络犯罪的新思维,开放性理解历年来两高有关网络犯罪的相关法律解释和规定,从国家安全发展的总体高度认识网络犯罪防控。犯罪数额问题上,公诉证明的运用“点对点”的传统证明方式的基础上,可以考虑综合“点对面”的例证、电子证据和归类性证明等方式。罪与非罪的问题上,不妨“让子弹飞一会”,由民事行政法律先行处理,保持刑法的谦抑性。

    随后,就网络犯罪中的概念认定和证据链的问题,来自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公诉科的胡波科长和来自天河区公安分局的单晓楠警官分别展开了讨论。胡波指出,网络犯罪中的某些关键概念,比如计算机信息系统、破坏、修改权、非法出版物等,其实在司法认定中往往容易存在争议。基于此希望专家学者共同努力,能够提出更清晰明确的界定。单晓楠警官指出,司法实践中对于涉网案件的处理,应当以核心证据和主要证据为抓手,全面展开证据收集。由于网络犯罪本身的隐秘性、迅捷性等特点,给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带来了不少挑战,因此公安机关必须有的放矢,展开专项处理。

    最后,就《刑法修正案(九)》中对网络犯罪的专门规制,来自四川大学法学院的悦洋博士和来自中山大学法学院的胡洋博士后分别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犯罪构成和司法适用进行了深入探讨。悦洋博士指出,刑法的解释需要考虑刑法的目的和有效性,而刑法的有效性体现在预防。就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而言,在明知的解释上,要解释为行为人明知帮助的是犯罪,在认识程度上要形成内心确定,不包括应当知道。胡洋博士后指出,对于刑法第287条之二第1款法条性质的解释,当前在学界有拟制正犯说和共犯量刑规则说两种对立观点。帮助犯量刑规则说可能存在动摇罪刑法定、对间接帮助行为量刑过重、区分标准不稳定的不足。学者对本罪解释的选择可能受到结果本位或行为本位违法观的影响,体现在本罪设计上的二元违法论更加适合我国刑事法治立场。针对本单元中提到的观点,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院长万云峰指出,面对新型网络犯罪,如何化解取证难、认证难的问题,司法机关可以相对“前卫”。比如网络诈骗中,只要查明作案方法相同,有相同的证据指证行为人,行为人自己也承认了这些赃物,就可以合理推定赃物是行为人诈骗而来。同时,网络犯罪案件的取证,还需要司法机关加强协同,互相配合与支持。与会主题研讨结束后,中山大学法学院罗镇忠书记宣布本次大会圆满闭幕。

    全天会议中,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的张晓津副厅长、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徐留成庭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刘锦平副庭长,以及河南大学法学院蔡军副院长、中山大学法学院的庄劲副教授、杨方泉副教授对与会嘉宾的发言做出了精彩点评,现场参会人员也进行了积极提问互动。

    本次研讨会代表主要来自全国审判、检察实务一线、法学理论研究领域。会议论文集共收录近20篇优秀文章,展现了我省乃至全国实务与理论界针对网络犯罪防控的最新研究成果。会议研讨既有从实务现状分析网络犯罪防控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也有从理论研究层面探讨网络犯罪的应对方案。会议达成基本共识:防治网络犯罪需要多方发力,法学研究相关领域互助共力,夯实防治网络犯罪的理论基础,提出并论证有建设性的治理对策,与社会各界合力共治网络犯罪,共建社会诚信。中山大学网络与信息犯罪研究中心必将为推动国家法治社会建设作出应有贡献。